作为中学语文教育家的胡适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胡适和中学教学有很深的渊源。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两年英语，可就是这两年的英语教学，却教出来物理学家饶毓泰、社会学家张奚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等名流。胡适没有中学语文教师的经历，却是他所处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语文教育家之一。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因为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声名鹊起。《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从一定程度上说，“八事”无一不是语文观念问题，无一不和语文教育观念密切相关。而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根本主张，认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这些论述是现代语文教育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背景。胡适所提倡的文学改良主张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场思想革命，这一场思想革命也极大影响了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胡适也是叶圣陶和顾颉刚合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的审定者，他还起草了《初中课程国文标准》。  

胡适对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全面而具体的阐述集中在他的两篇文章里，一篇是《中学国文的教授》，另一篇是《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分别写于1920年3月和1922年8月。这两篇文章直接影响了1922年“新学制”之“国语科课程标准”。

《中学国文的教授》中胡适暂定了中学国文四条理想的标准：“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胡适将这四条理想的标准修订为三条：“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国语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作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自由地发表思想”成为现代语文教育最高的标准，而且这种自由的表达不仅仅是书面的，也是口头的。没有“文法上的错误”是“自由表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胡适认为“国语的文法”是“民族常识”的表现和结晶，在《国语文法概论》中他用雪花的结晶和松花蛋白上的结晶来做比喻：“你说他是有意做成的罢，他确是自然变成的，确是没有意识作用的；你说他完全无意识罢，他确又很有规则秩序，绝不是乱七八糟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轻视古文学习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意义。“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能用古书”在今天就是把它作为大学中文系的学习标准也不是大多数学生能够做到的。胡适在部定课程的基础上做出修正，每周语文总课时数中古文应占的课时数占五分之三。胡适认为古文教材的编写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由近代渐渐往前推进，以期达到循序渐进的效果；二是做到古文选本和整本书相结合。关于古文教学，胡适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特别提出“中学以上，皆当习字源学”。胡适留学美国期间，曾经教过美国学生学中文，他所采用的教材是清代文字学家王筠的启蒙读物《文字蒙求》，竟然收到很好的效果。胡适还建议编一套《中学国故丛书》，从先秦诸子学说一直到宋诗元曲。1923年，胡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基础上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胡适有许多具体教学策略的介绍，穿越近一百年的历史，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活泼泼的生命力。“古文教授法：（甲）教员分配分量，学生自己去预备。（乙）讲堂上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大家讨论两项事可做。（丙）教员除解答疑难，引导讨论外，可以随时加入参考的材料。”当代著名学者邓云乡不满意他读书时老师对白居易《慈乌夜啼》不厌其烦的讲解，发出疑问：“读书的理解主要是从读、看、写中加深，老师讲得再多，也代替不了这些基本的感受，却把学生有限的时间占用了，浪费了。”遗憾的是这种占用和浪费学生时间的课堂现在并不少见。在“国语文的教授法”中胡适同样认为，“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课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于当代的新潮流，教员在课堂上，除了补充和讨论外，实在没有讲解的必要”。反思当下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看看胡适当年的论述，相信各位读者会有所思。

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怎么教，小说与戏剧怎么教，演说和辩论怎么进行，作文题目怎么出，作文怎么批改，凡此等等，今天我们在进行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胡适大致都做过具体的论述。胡适常常引用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来评价自己，毋庸置疑，胡适在中学语文教学领域同样是一位“开风气”的先行者。胡适一生秉持“尊重常识，不赶时髦”的为学行事原则，同样值得我们借鉴。（作者：程根祥，民盟宣城市委委员、绩溪基层委副主委、安徽省绩溪中学语文教师）